印度卢比跌至创纪录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跌至1998年以来最低点、印尼盾跌至4年来低位等。近期，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弱势和颓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截至4月16日，追踪20多个币种的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较4月9日下跌近1.2%。
显然，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原因并非经济基本面这一因素。就在国际外汇市场强势卖出新兴市场本币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当前本币贬值最为严重的亚洲地区将在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60%。
事实上，正如IMF所强调的，真正构成该地区经济活动外部挑战的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数据走势。
与新兴市场货币弱势相对应的是美元的强势。截至4月18日，美元指数一个月的涨幅高达2.41%，年初至今已上涨4.6%，较52周的低点增长了6.5%。毫无疑问，美元的强势是新兴市场货币弱势的直接原因。如果将新兴市场货币总体走势与特定宏观事件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其波动的根源。
细看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可以发现，虽然指数较2023年底水平下滑近2%，但总体呈波动下滑态势。在今年年初达到1741点左右的阶段性高位后，指数先是波动下滑至1月中旬的1712点低位，然后再度上扬至3月上旬的1739点阶段高位，继而持续下探至当前水平。
在1月、3月和4月的关键节点上，新兴市场货币指数的走势与美国宏观数据高度关联。1月17日，美国零售数据公布、3月初美国就业报告数据和CPI数据公布、4月份美国CPI数据公布，这一系列数据是主要诱发因素。总体来看，美联储更晚时候、更小力度的降息预期，成为推升美元指数和打压新兴市场货币指数的关键。
IMF表示，美联储将基准利率在更长时段维持在23年来高位，将造成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货币因与美元利差而承压。
印度卢比跌至创纪录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跌至1998年以来最低点、印尼盾跌至4年来低位等。近期，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弱势和颓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截至4月16日，追踪20多个币种的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较4月9日下跌近1.2%。
显然，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原因并非经济基本面这一因素。就在国际外汇市场强势卖出新兴市场本币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当前本币贬值最为严重的亚洲地区将在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60%。
事实上，正如IMF所强调的，真正构成该地区经济活动外部挑战的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数据走势。
与新兴市场货币弱势相对应的是美元的强势。截至4月18日，美元指数一个月的涨幅高达2.41%，年初至今已上涨4.6%，较52周的低点增长了6.5%。毫无疑问，美元的强势是新兴市场货币弱势的直接原因。如果将新兴市场货币总体走势与特定宏观事件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其波动的根源。
细看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可以发现，虽然指数较2023年底水平下滑近2%，但总体呈波动下滑态势。在今年年初达到1741点左右的阶段性高位后，指数先是波动下滑至1月中旬的1712点低位，然后再度上扬至3月上旬的1739点阶段高位，继而持续下探至当前水平。
在1月、3月和4月的关键节点上，新兴市场货币指数的走势与美国宏观数据高度关联。1月17日，美国零售数据公布、3月初美国就业报告数据和CPI数据公布、4月份美国CPI数据公布，这一系列数据是主要诱发因素。总体来看，美联储更晚时候、更小力度的降息预期，成为推升美元指数和打压新兴市场货币指数的关键。
IMF表示，美联储将基准利率在更长时段维持在23年来高位，将造成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货币因与美元利差而承压。
因此，此轮新兴市场货币震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通胀黏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基准利率居高不下。这不仅将影响新兴市场货币，也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日前，国际投资机构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乐观预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美国“二次通胀”风险的担忧和美联储降息预期回落潜在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机构认为这将给金融市场敲响痛苦的警钟。摩根大通表示，未来仍然存在大量推升通胀的因素，这有可能导致更大的风险。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东方汇理也认为，高通胀延续导致高利率环境的持续，将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拖累。
面临上述风险，新兴市场央行的确需要关注货币贬值的压力，但仍然要看到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韧性。
IMF评估认为，在最近几个月内，新兴市场对于全球利率波动的抵抗力在上升，挑战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变化会对新兴市场产生显著外溢效应”的传统经济学观点。这一方面得益于疫情期间新兴市场更为迅速的货币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得益于新兴市场货币政策框架、货币储备、汇率安排等方面的进步。
但在美债利率高企和美元强势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风险仍然存在，央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仍需保持足够的警惕，需利用货币储备支持短期流动性，并高度重视强化财政纪律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近期新兴市场货币指数连续下挫，但仍较去年同期和52周低点保持上涨态势。
如果说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选择和路径清晰明确，那么美国的政策路径则令人感到费解。其通胀压力再次抬头，但是其政策应对似乎仍然在避重就轻。美国通胀有两大深层次根源——财政货币化和输入性价格因素。
在财政货币化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和赤字规模仍居高不下，过高的财政支出导致政府发债规模快速膨胀，而高利率政策又导致债务利息支出反推财政支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单就债务利息支出一项已经从2020年的3450亿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6590亿美元，预计2024年将进一步上升至87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虽然自2022年开始有所缩小，但是截至4月最新数据显示，其规模仍然是疫情前的两倍左右。也就是说，财政货币化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还有加剧的态势。
在输入性价格因素方面，摩根大通在分析美国通胀黏性的时候强调了多个要素。如果将大宗商品因素排除，供应链的扰动、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绿色经济的开支等都是推升美国长期通胀的重要因素。然而，细看这一系列因素，无论哪一项，似乎都是“美国优先”政策的结果，而非所谓的“产能过剩”“过度依赖”等问题的结果，更不是调高关税和打击他国出口所能够解决的。
因此，正如IMF所说，新的贸易壁垒和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可能会加剧通胀，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的速度可能比市场目前预期的要慢；华盛顿的过度支出可能会导致全球融资成本上升，这将重新引发通货膨胀并破坏全球长期财政和金融稳定。(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蒋华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