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联储超预期大幅加息，一次性提高联邦基金利率75个基点，以期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的目标内。市场预期美联储还将继续加息，年内联邦基金利率将提高到3%以上。由于美国货币政策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为了防止本外币利差引发资本流出，英国和瑞士近期也宣布加息。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还需做出相应分析。
美联储之所以加息，主要在于长达10余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在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同时，推高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此外，美国、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剧了通货膨胀。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商品供求失衡矛盾，造成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进而从供应的源头，将价格上涨传递到生产和消费的末端，引发了广泛而普遍的价格上涨。
不过，减少货币总量并不能解决供应链受损和结构性失衡问题，治标不治本。而且加息还会产生出乎预料的回溢效应，增加市场流动性总量，部分冲销加息造成的货币收缩。一旦货币供给继续大于需求，美联储控制通胀的政策就会大打折扣。
面对美联储加息以及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我国应立足自身经济特征与发展趋势谨慎对待。总体上看，中国与美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不同，经济周期并不同步。目前美国投资、消费两旺，有较高的通货膨胀，我国却亟需提振投资与消费，缓解较大的就业压力。面对不同的经济周期，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政策工具自然会有差异。在美联储加息控制通胀时，我国需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节奏，要确保相对宽松的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同时注重结构性发力，运用好差别化政策工具，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
近期，美联储超预期大幅加息，一次性提高联邦基金利率75个基点，以期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的目标内。市场预期美联储还将继续加息，年内联邦基金利率将提高到3%以上。由于美国货币政策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为了防止本外币利差引发资本流出，英国和瑞士近期也宣布加息。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还需做出相应分析。
美联储之所以加息，主要在于长达10余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在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同时，推高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此外，美国、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剧了通货膨胀。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商品供求失衡矛盾，造成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进而从供应的源头，将价格上涨传递到生产和消费的末端，引发了广泛而普遍的价格上涨。
不过，减少货币总量并不能解决供应链受损和结构性失衡问题，治标不治本。而且加息还会产生出乎预料的回溢效应，增加市场流动性总量，部分冲销加息造成的货币收缩。一旦货币供给继续大于需求，美联储控制通胀的政策就会大打折扣。
面对美联储加息以及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我国应立足自身经济特征与发展趋势谨慎对待。总体上看，中国与美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不同，经济周期并不同步。目前美国投资、消费两旺，有较高的通货膨胀，我国却亟需提振投资与消费，缓解较大的就业压力。面对不同的经济周期，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政策工具自然会有差异。在美联储加息控制通胀时，我国需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节奏，要确保相对宽松的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同时注重结构性发力，运用好差别化政策工具，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
同时，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美联储加息对我国有较大的溢出效应，带来不小的挑战。加息将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对我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打击市场信心，加速资本流出。这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增加投资和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加大了金融市场风险的联动性，增加股市、债市、楼市风险。
不过，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美联储加息也带来一些新的机遇。美元升值会增加我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优势，同时欧盟国家也会扩大进口中国商品。从历史经验看，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国家容易出现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等现象，比较脆弱的国家甚至会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由于我国经济基本面比较好，国家信用较高，从那些新兴市场流出的国际资本会选择流入我国，形成资本双向流动局面。
进一步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我国应坚持以我为主，相机决策。
首先，宏观政策要聚焦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减税降费，破除垄断，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发展壮大机会；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加快动员目前大量闲置的资源，扩大出口，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其次，要抓住中美利差缩小的机会，扩大人民币国际贷款，进一步发挥人民币的融资货币功能。鼓励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信贷，支持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稳固产业链供应链，以投资带动贸易，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力，形成我国制造业地位提升和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前进的新局面。
再次，要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管理，促进金融市场开放，在稳外贸的同时，提高资本项目动态平衡国际收支能力，确保市场化方式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引导市场预期，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要加大金融创新。提供丰富的人民币衍生品，更好满足国内外市场化主体分散、对冲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求，有效降低贸易投资市场风险，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和韧劲。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涂永红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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