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扭住“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让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更好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只有从根本上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和激发市场活力，才能释放改革成效、提升创新能力和扩大开放合作，进而逐步化解东北地区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东北地区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找准突破点和发力点，通过新的战略举措解决好要素市场化、市场主体活力激发、营商环境优化和干事创业风气等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市场要素、市场动力和市场体制机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区域版图中，东北地区战略地位毋庸置疑，但发展动力亟待提升。要看到，在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同时，东北地区的发展仍面临较大困难，因此，“十四五”时期，要扭住“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用好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
打造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是关键所在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进入本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相对于其他地区明显放慢，规上企业数量持续减少，企业利润率降低、亏损面扩大，人口出现流失，经济总量和人均量在全国排位不断下降。同样是面对疫情冲击，在全国多数地区经济增速实现由负转正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经济韧性和活力显现出相对虚弱和乏力，而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扭住“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让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更好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只有从根本上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和激发市场活力，才能释放改革成效、提升创新能力和扩大开放合作，进而逐步化解东北地区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东北地区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找准突破点和发力点，通过新的战略举措解决好要素市场化、市场主体活力激发、营商环境优化和干事创业风气等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市场要素、市场动力和市场体制机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区域版图中，东北地区战略地位毋庸置疑，但发展动力亟待提升。要看到，在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同时，东北地区的发展仍面临较大困难，因此，“十四五”时期，要扭住“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用好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
打造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是关键所在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进入本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相对于其他地区明显放慢，规上企业数量持续减少，企业利润率降低、亏损面扩大，人口出现流失，经济总量和人均量在全国排位不断下降。同样是面对疫情冲击，在全国多数地区经济增速实现由负转正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经济韧性和活力显现出相对虚弱和乏力，而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东北地区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归根结底是在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短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已开出良方，“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这可以理解为，完善市场机制是解决东北地区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升市场活力有利于增强东北地区发展动能。
综合审视国内区域发展格局，一方面，要避免给东北地区贴标签，防止东北现象的区域化和扩散化；另一方面，对东北地区以及那些体制机制、产业结构与东北地区相似的地区而言，要对市场机制、发展周期、发展动力等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只有从根本上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和激发市场活力，才能释放改革成效、提升创新能力和扩大开放合作，进而逐步化解东北地区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要相得益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是对科学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进行的深刻总结。一方面，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而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点在于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
从全国来看，发展较好的地区往往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得比较适当的地区，而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关系还需要更好地理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东北地区政府布局产业、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但市场体制培育缓慢，市场主体活力不足；二是东北地区在老工业基地的“老”字上下功夫较多，对更依赖于市场机制活力的新兴产业谋划不够；三是东北地区依托国家队的科学研究实力较强，但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配套承接能力较弱；四是“等靠要”依赖思想仍然存在，企业主体敢闯敢干的精气神相对不足。
在这些表征之下，东北地区更多依靠政府主导的大企业、大项目式的振兴模式，虽然短期内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其中市场机制得以发挥的空间较小，这意味着政府投资乘数较低，无法形成政府投资以点带面的外溢效应。因此，“十四五”时期，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好项目、好投资扎根在市场机制的沃土上，让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更好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精准定位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突破点
东北地区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是找准突破点和发力点。
首先，要对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与经济基础、经济循环、经济周期之间的内生关系作出正确判断。正如生产关系需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样，市场体制机制也不能盲目拔高，而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可适当渐进调整，若要作出大的变革必须考虑到整个经济体系的适应性。
其次，要合理确定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优先次序。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是客观事实，但在市场机制内部，究竟在哪些层面、哪些维度上存在短板尚不清楚。应对东北地区市场机制的基本架构进行科学评价，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等维度，找准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进而确定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优先领域和推进次序。
再次，要精准定位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点和重点领域。市场体制机制改革涉及诸多因素，相互交错，互为牵连，改革的关键是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领域。要看到，借鉴国内外资源丰富地区和著名工业基地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一定程度上可为东北地区提供启示，但东北地区的市场体制机制基础有其独特性。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资源、财力有限的条件下，东北地区需要从战略层面作出研判。比如，市场动力的激活需要倚重哪些产业或领域的优先发展来实现，市场机制的完善需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多快进程上进行职能转换和放权调整等，从而为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以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改革
“十四五”时期，东北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市场取向的体制机制改革，通过新的战略举措解决好要素市场化、市场主体活力激发、营商环境优化和干事创业风气等问题。
其一，应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筑牢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数据等要素市场化基础。比如，要进一步丰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并加强防范金融市场风险；要加强管理，实现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要下大力气完善技术市场，提升创新成果本地转化率，增强创新投资项目的本地配套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加强技术市场建设，活跃科技中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要深化落户制度、安家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改革，加强产业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充分释放东北地区产业数据资源优势；等等。
其二，应推进市场主体改革，激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活力。东北地区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要增强对民营企业创新、融资、供应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升民营企业抗风险、应对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其三，应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面向市场主体发展需求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东北地区应进一步明确营商环境优化的重点，切实摸清市场主体的真正发展需求，消除要素间、主体间、产业间、区域间的机制障碍。要深化“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意识，依托政府相关部门、园区、孵化器等机构或平台，切实为企业和个人投资创业提供针对性、精准化服务。与此同时，还要推进大数据中心与智慧城市建设相融合，发挥大数据在脱贫、就业、养老、教育、社保、医疗等领域的决策支撑作用，全面提升东北地区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的智慧化水平。
其四，应进一步加强对干事创业主体的正向激励，形成敢闯敢干的精气神。要探索东北地区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观念，在区域内外形成对东北振兴的正面预期，消除广大干部群众对振兴前景的不确定心理，增强全社会对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信心。改革之风不能只在头顶上刮，要穿破体制机制的条条框框，为改革思路和举措落到基层提供机制保障，让市场主体看到变化、感受到变化。要给那些愿意改革、愿意创新、愿意为东北振兴做事的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松绑，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提供足够的正面激励，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和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在新时期的东北地区营造敢投资、敢创业、敢干事的浓厚氛围。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吕炜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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