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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从汽车限购转向引导使用

经济日报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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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会议提出,鼓励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在此背景下,限购城市的汽车消费需求将被有效激发,如何平衡好促进消费与治理拥堵的关系,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限购源于治堵。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缓解交通压力,我国共有一省八市正在或曾经实施汽车限购措施。从去年开始,国家多部委就多次明确表态要“放宽或取消限购”。今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23个部门联合发文,提出要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
  各限购城市纷纷响应,北京今年的普通小客车指标和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分别向个人指标倾斜了0.5%和0.3%;上海小客车牌照中标率从3月份开始明显提升;广州则每月配置不少于1万个中小客车竞价指标;深圳、杭州和天津也直接增加了小客车牌照指标。
  从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过渡,政策之变凸显出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现行的限购措施从车辆的归属权入手,通过限制人们拥有小汽车,以求达到缓解道路拥堵和治理尾气污染的目标。这种方法虽简单有效,但“一刀切”的方式一直争议不断,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车消费。我们是否能在治理拥堵与促进消费之间找到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式?
  与限购主要是做“购买管理”相比,引导使用则是做“使用管理”。在限购城市道路资源规划、城市资源配置、交管部门指挥协调仍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通过提高部分出行场景的使用成本,可以合理引导人们使用机动车的行为,从而既让市民获得购买、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利,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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