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城市发展发生新变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形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选择，对“十四五”时期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全球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新变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发展格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竞争力消长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重新定义国际分工和产业生态，并将深刻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响城市网络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经历了30多年扩张后转向收缩。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主要经济体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趋向，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内部循环强化。在东亚地区，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世界城市体系孕育重大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大调整。纽约、伦敦、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仍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全球顶级城市，并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学术机构、行业组织和智库等全球性机构，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城市发展发生新变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形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选择，对“十四五”时期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全球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新变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发展格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竞争力消长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重新定义国际分工和产业生态，并将深刻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响城市网络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经历了30多年扩张后转向收缩。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主要经济体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趋向，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内部循环强化。在东亚地区，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世界城市体系孕育重大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大调整。纽约、伦敦、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仍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全球顶级城市，并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学术机构、行业组织和智库等全球性机构，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新形势
城镇化增速将趋于放缓。我国城镇化在经历高速发展阶段后，增速已趋于放缓。这与经济增速放缓是分不开的。“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6年至2019年经济年均增长6.6%，比“十二五”下降了1.3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口、城镇人口增长也在放缓，带来城镇化速度放缓。“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加之农业可转移劳动力数量下降，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也会呈现放缓趋势。
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基于人口流动的大数据观察城市中心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处在第一序列，内陆地区的成都也在第一序列，说明内陆地区的大都市圈发展也明显加快。“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并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势上升。现在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80%以上，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更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势快速提升。大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的同城化也在加快，比如广州和佛山加快推进广佛一体化。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为优质生产要素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十四五”时期，这个发展态势还会深化，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扩散和集聚效率大幅提高，进而提升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效率。
部分城市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由于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创新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聚性，并吸引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创新生态逐步形成和完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创新型经济加快发展。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加快。这次疫情加快了城市数字化进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信息溯源等数字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推进“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效率，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确保国内消费持续扩大和升级。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这对扩大消费意义重大。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梗阻。我国城乡要素长期单向流动，比如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变成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金融资源从农村单向净流出，农民工进城落户又面临各种限制。这就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逐步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拓展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第二，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双循环”的枢纽功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尤为重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建立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枢纽的经济循环系统，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和扩散，提高空间配置效率，将成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形势下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三，增强中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十四五”时期，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推动与我国科技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强北京、上海、合肥、深圳等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建设，推动创新体系战略性重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布局建设基础研究、前沿创新和生产制造相结合技术集群，构建安全的技术供给体系。
第四，在内陆地区培育有竞争力的城市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建设内陆地区城市群，释放内陆地区发展潜力。要培育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一批重要城市群，拓展内陆地区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第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集中度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迅速增长。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其覆盖面，并率先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一体化。
第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等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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