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破获亿元虚增伤残等级骗保案 涉嫌疑人125名
蓝鲸保险 李丹萍
今日，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上海公安机关成功破获特大虚增伤残等级骗取保险理赔金案件，一举捣毁12个在上海市连续作案的“人伤骗保”犯罪团伙，共抓获“人伤黄牛”等犯罪嫌疑人125名，涉案金额近亿元。
什么是“人伤黄牛”？在交通事故处理中，由于理赔涉及环节多、手续复杂，“交通事故理赔中介”即“人伤黄牛”自此诞生，该部分群体熟悉理赔流程，专门为事故伤者代理索赔，从中收取服务费。而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在理赔款中占比较高，金额较大，且直接与伤者的伤残等级挂钩，部分中介通过不法手段，谋求利益最大化。
从上海警方通报的情况来看，在“人伤骗保”系列案件中，“人伤黄牛”与个别鉴定人、律师相互勾结，各司其职，犯罪链条主要包括诱骗伤者代为理赔、串通鉴定人虚构伤情、虚假报告诉讼骗保三个环节。
一是诱骗伤者代为理赔。“人伤黄牛”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附近，冒用律所或鉴定所名义与伤者搭讪，以“帮助伤者提高伤残等级，争取更多理赔金”为诱饵，招揽诱骗交通事故伤者签订《事故理赔代理协议》，进行“买断人伤”或“协商分成”。部分人伤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骗取伤者信任、隐瞒实际赔偿金额，利用信息不对称骗取伤者应得的保险理赔金，造成伤者权益受损。
二是串通鉴定人虚构伤情。“人伤黄牛”代理一批人伤案件后，会通知鉴定人定期前往“黄牛”办公点为多名伤者统一开展鉴定。“黄牛”与鉴定人会当场就相关人伤案件进行勾兑并虚增伤残等级。部分人伤案件中，鉴定人甚至会在未实际开展鉴定的情况下即出具残疾等级虚高的鉴定意见书。
三是虚假报告诉讼骗保。鉴定机构出具虚假鉴定意见书后，“人伤黄牛”会代表伤者与保险公司协商调解；调解失败的案例，“人伤黄牛”则会委托勾结的律师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过程中，律师会根据“人伤黄牛”反馈的鉴定意见书虚假程度，掌握与保险公司的谈判尺度，以避免保险公司在诉讼期间申请重新鉴定推翻原有鉴定结论。事后，“人伤黄牛”会按照不当获利情况支付“律师费”。
蓝鲸保险 李丹萍
今日，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上海公安机关成功破获特大虚增伤残等级骗取保险理赔金案件，一举捣毁12个在上海市连续作案的“人伤骗保”犯罪团伙，共抓获“人伤黄牛”等犯罪嫌疑人125名，涉案金额近亿元。
什么是“人伤黄牛”？在交通事故处理中，由于理赔涉及环节多、手续复杂，“交通事故理赔中介”即“人伤黄牛”自此诞生，该部分群体熟悉理赔流程，专门为事故伤者代理索赔，从中收取服务费。而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在理赔款中占比较高，金额较大，且直接与伤者的伤残等级挂钩，部分中介通过不法手段，谋求利益最大化。
从上海警方通报的情况来看，在“人伤骗保”系列案件中，“人伤黄牛”与个别鉴定人、律师相互勾结，各司其职，犯罪链条主要包括诱骗伤者代为理赔、串通鉴定人虚构伤情、虚假报告诉讼骗保三个环节。
一是诱骗伤者代为理赔。“人伤黄牛”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附近，冒用律所或鉴定所名义与伤者搭讪，以“帮助伤者提高伤残等级，争取更多理赔金”为诱饵，招揽诱骗交通事故伤者签订《事故理赔代理协议》，进行“买断人伤”或“协商分成”。部分人伤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骗取伤者信任、隐瞒实际赔偿金额，利用信息不对称骗取伤者应得的保险理赔金，造成伤者权益受损。
二是串通鉴定人虚构伤情。“人伤黄牛”代理一批人伤案件后，会通知鉴定人定期前往“黄牛”办公点为多名伤者统一开展鉴定。“黄牛”与鉴定人会当场就相关人伤案件进行勾兑并虚增伤残等级。部分人伤案件中，鉴定人甚至会在未实际开展鉴定的情况下即出具残疾等级虚高的鉴定意见书。
三是虚假报告诉讼骗保。鉴定机构出具虚假鉴定意见书后，“人伤黄牛”会代表伤者与保险公司协商调解；调解失败的案例，“人伤黄牛”则会委托勾结的律师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过程中，律师会根据“人伤黄牛”反馈的鉴定意见书虚假程度，掌握与保险公司的谈判尺度，以避免保险公司在诉讼期间申请重新鉴定推翻原有鉴定结论。事后，“人伤黄牛”会按照不当获利情况支付“律师费”。
根据有关线索，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自2018年6月起，会同浦东、虹口、金山等分局组成联合专案组开展深入调查。经查，2014年以来，以犯罪嫌疑人宣某、王某等12名无业人员为首，各自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招揽诱骗交通事故伤者签订事故理赔代理协议，并伙同个别鉴定人虚构、夸大伤残等级，勾结个别律师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骗取保险理赔金。目前，涉案的12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相关鉴定机构已停业整顿。
下一阶段，上海公安机关还将继续会同市司法局、市银保监局，进一步深化协作机制，加强联动配合，持续推进案件查处打击，并结合伤残鉴定领域中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打防对策，健全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
业内人士指出，此类骗保现象并不少见，出现“人伤黄牛”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与索赔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此外，该类事件难以立案，诉讼过程中较为依赖鉴定机构意见，利益链条上易滋生“漏洞”，小额、隐蔽、全链条环节的特征也加大了保险公司举证调查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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