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古城缘何走向世界写在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二十周年

　　1997年12月3日，对历经百年沉浮的平遥古城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命运大转折。当地时间19时04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作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筹划人和主持者，有幸成为中国代表团一员，亲历了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历史时刻，至今仍难表述当时欣喜之极的心情。那个夜晚，我心潮起伏，伴着地中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远在天边的家乡故土，想到匆匆逝去的如烟往事从最初给省长写信，建议探索平遥古城保护新路，到亲眼见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我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花去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五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强调发展也是硬道理。在全国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的热潮中，山西省委、省政府很快在全省掀起了经济上新台阶大讨论。我时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兼厅直机关党委书记，也结合本职工作，积极思考如何开拓创新，其中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古城困境

那时平遥同国内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深陷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难的尴尬境地。由于贫困，财政捉襟见肘，保护资金杯水车薪，无以为继;同时又因古城保护要求，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成为全省人口最多的穷县，无奈之下捧着金饭碗要饭吃，不管释晋中地区行署哪方面的领导路过平遥，县里都会向上伸手要钱。故而上级领导唯恐避之不及，没人愿去平遥。记得我第一次去平遥时看到的景象：古城一派萧条衰颓，城墙斑驳残损，街巷坑洼不平，污水粪便横流，鸡鸣犬吠声声。所到之处都是乱搭乱建的大杂院，纵横交织的照明线随意悬挂，密如蛛网的家用电视天线遮天蔽日。整个古城像个脏乱差的农村大集镇。虽说1986年平遥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前总体规划也确定了古城、新区两不干扰的总体格局，但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既把古城保下来，又让古城活起来的问题，县委、县政府无所适从。副县长王志毅曾对我说：为了保名城，什么都不敢随便动，可经济上不去，居追境不改善，政府就是没办法给群众交待。

　　1997年12月3日，对历经百年沉浮的平遥古城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命运大转折。当地时间19时04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作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筹划人和主持者，有幸成为中国代表团一员，亲历了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历史时刻，至今仍难表述当时欣喜之极的心情。那个夜晚，我心潮起伏，伴着地中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远在天边的家乡故土，想到匆匆逝去的如烟往事从最初给省长写信，建议探索平遥古城保护新路，到亲眼见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我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花去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五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强调发展也是硬道理。在全国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的热潮中，山西省委、省政府很快在全省掀起了经济上新台阶大讨论。我时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兼厅直机关党委书记，也结合本职工作，积极思考如何开拓创新，其中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古城困境

那时平遥同国内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深陷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难的尴尬境地。由于贫困，财政捉襟见肘，保护资金杯水车薪，无以为继;同时又因古城保护要求，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成为全省人口最多的穷县，无奈之下捧着金饭碗要饭吃，不管释晋中地区行署哪方面的领导路过平遥，县里都会向上伸手要钱。故而上级领导唯恐避之不及，没人愿去平遥。记得我第一次去平遥时看到的景象：古城一派萧条衰颓，城墙斑驳残损，街巷坑洼不平，污水粪便横流，鸡鸣犬吠声声。所到之处都是乱搭乱建的大杂院，纵横交织的照明线随意悬挂，密如蛛网的家用电视天线遮天蔽日。整个古城像个脏乱差的农村大集镇。虽说1986年平遥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前总体规划也确定了古城、新区两不干扰的总体格局，但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既把古城保下来，又让古城活起来的问题，县委、县政府无所适从。副县长王志毅曾对我说：为了保名城，什么都不敢随便动，可经济上不去，居追境不改善，政府就是没办法给群众交待。
　　抓住转机

恰在此时，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让历尽坎坷的平遥古城拨云见日，迎来了千载难逢的转机。这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对国内历史文化名城现状调研，结合国外考察体验，想到可否在保护古城的同时，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从旅游收益中为保护古城积累资金，形成良性循环。于是在邓小平重要谈话鼓舞下，1992年12月10日，我给刚到任的山西省省长胡富国写信建言，很快得到省长认可，让我考虑具体办法。不久建设厅边宝莲发表了题为《对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思考》论文，主张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护与发展并举。这篇论文被国务院研究室以《历史文化名城应走保护与发展并举的路子》为题，1993年7月3日编发在国务院参阅件上，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重视，要求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政府研究思考。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可福受副省长张维庆委托，很快召集建设厅、文物局、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和晋中地区行署开会，结合我给胡富国省长的建议信，决定由建设厅牵头拿出实施意见。为此组成编制组，由我任组长，文物局副局长高可、平遥县人大副主任王志毅、副县长安锦才任副组长，王银仙、边宝莲、周贵贤、郭庭儒等参加。
　　创新思路

鉴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步晚，由文物保护拓展而来，照搬了原状保护文物的原则，对名城经济和社会民生关注不够，尤其不赞成旅游开发。因此推动平遥古城保护与发展并举一开始就遇到很大阻力。关键时刻建设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周干峙给了我鼓励，说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拿一个可行方案，要经过专家论证。为了给深陷保护与发展两难困境的平遥古城寻找一条出路，我和我的同事们鼎新求变，苦苦探索，记不清走过多少大街小巷，踏勘过多少民居院落，并多次登门拜访，向老一辈专家求教，才在周干峙、郑孝燮、罗哲文、王景慧和郭旃的指导下，编制完成了《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随后我和杨子荣、王银仙、边宝莲、王志毅、耿云汉、冀太平在襄樊会议上拜会了建设部叶如棠、周干峙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郑孝燮、罗哲文、以及中国名城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张富春和副秘书长史凡，请示汇报，征求意见。在中国名城委支持协助下，促成了论证会在平遥古城召开。
　　1994年6月9日至12日，来自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名城委常务理事和新闻媒体记者共160余人云集平遥，在实地考察，听取研究成果后，高度评价《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认为这项战略研究站在历史高度，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继承、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出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总体思路很有特色。旅游景点开发总体目标和分期实施的规划符合平遥实际，可行性较强。因此，可以作为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决策依据。

郑罗倡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县人大副主任王志毅找到我，建议安排大会发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原来1992年7月建设部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平遥举办名城保护规划培训时，王志毅和县统战部副部长成乃凡听了巴克莱琼斯先生讲座，从欧洲一些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启发，最早建议平遥申遗，而且得到了郑老和我的赞同，在县长刘高明支持下，着手组织建设局和文物局筹备，后来因为县委、县政府未成共识而夭折。这次平遥论证会上群贤聚会，王志毅再提申遗建议，我认为是一个好时机，经和省文物局副局长高可、平遥县委书记廉兴有、县长刘志杰一番沟通，并征得郑老和罗老同意，请二老在大会上登高一呼，宣读了将平遥古城率先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获得了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由此拉开了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
　　会后，我按申遗程序抓紧起草了《关于将平遥古城申报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请示》，呈报建设部。接着又代省政府给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起草了同样内容的报告。
　　然而当初平遥古城的现状不能不令人担忧。城内几家工厂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建设破坏了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历史纯度远不如欧洲那些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对申遗能否成功?心里没底，思想压力很大。郑老分析指出：平遥古城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体系，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古城形制，是明清社会的缩影，现存历史纯度不低于90%。为了力荐平遥申遗，他给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写信。短短半年有10位部局领导接踵而至平遥古城考察指导。郑老还带专家组亲赴平遥深入考察，写出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了平遥古城价值特色，期间拜会山西省副省长，吁请省政府制定特殊政策，加强对申遗工作领导。在周干峙、郑孝燮、王景慧、郭旃指导下，我们对申遗文本、图片和视频制作做了充分准备。1996年5月5日，我和刘志杰一行参加了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的会审之后，安排王银仙、张桂泉、王中良留驻北京修改整理四十多天，以郑老的考察研究报告为蓝本，终于完成了文本撰写。紧接着平遥申遗开始转入环境整治。

闯关申遗那次平遥论证会后，省委书记胡富国、省长孙文盛亲自为《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题词。省政府很快成立了平遥古城申遗工作领导组。不过看似顺风顺水的平遥申遗，实际阻力重重，推进异常艰辛。在那个不惜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一味片面追求GDP的年代，省政府、晋中行署和部门的领导大都缺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少人认为即使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拿到的也只是虚名，而不是钱。在整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省政府没给专项经费。副省长杜五安主持领导组会议议定平遥古城环境整治资金，省市有关部门迟迟不到位。以致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田中淡先生的费用，完全靠县里自筹，连我和我的同事也唯有背水一战，捐款救急。平遥古城申遗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公事私办。在这种情况下，刘志杰书记喊出了申遗成功与否都是赢家的口号，带领平遥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举全县之力，并由副县长安锦才坐镇一线统筹指挥，建设局长范良组织协调项目运作，全力以赴组织环境整治，动员起了所有机关干部和工人农民。

荣膺桂冠回想闯关申遗艰辛的五年，朦胧寻途习古知今尊师悟真谛，背水一战奋力攻坚无米也为炊。我曾上百次往返平遥，亲自调研，拍照，座谈，走访，撰写文章，编导《平遥古城》申遗文献片，把平遥当成了自己的故乡。直到1997年11月底，我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远赴意大利那不勒斯，出席那次改写平遥历史的联合国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携带的也仅有自己筹措的不到2万元人民币和十几包方便面，还有国画、布老虎、剪纸和绣花鞋垫，就是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下，捧回了这顶世界遗产的桂冠!
　　如今平遥古城昂首走向世界，产生的世界遗产效应不仅让世人了解了中国古城，也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化作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总体思路，以及按照《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形成的平遥模式也显示出了鲜活的生命力，以活生生的实例，诠释了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刻思想内涵。

一座古城的兴衰，就是一部社会变革的历史。平遥古城从如日中天，达到巅峰的清代，因世事动荡瞬间跌入谷底，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才又重返世界舞台。将近二百年沧桑巨变的多舛命运，令人不胜唏嘘感慨!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揭示中国古城存废兴衰的规律，我潜心研究，十年笔耕不辍，总算在平遥申遗成功二十周年前夕，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幸存的古城》，权且当作我送给平遥古城的一份厚重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