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最擅长什么？做内容。文化人最不擅长的是什么？根据这些年的观察，我觉得是做生意。文化机构的短板是什么？第一个是经营管理，第二个是技术。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痛点是什么？据我们观察，痛点主要是建平台。
想文化人之所想，急文化机构之所急。坚持问题导向，今天主要围绕这些问题的思考来展开。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专门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鼓励和支持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影视、网络文化、文艺等领域的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文化机构如何接入国家文化专网？
国家文化专网是对有线电视网络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而形成的，不是重复建设。
国家文化专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贯通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使所有的文化机构通过国家文化专网能够联通、贯通，形成一个闭环系统，同时在国家文化专网上搭建一个“数据超市”，文化机构和个人在“数据超市”实现数据变现，有数据的卖数据，没有数据的买数据。当然，国家文化专网还可以通过算力设施提供算力服务。
在此基础上，可以打造一张同消费互联网并行的生产互联网，其主要功能有三个，第一个是闭环运行，第二个是标识解析，第三个是结算支付。
有了国家文化专网，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就可以开发一种新业务，我们把它叫做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文化机构通过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就可以接入国家文化专网。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有什么？
文化机构通过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就导入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有什么？
文化人最擅长什么？做内容。文化人最不擅长的是什么？根据这些年的观察，我觉得是做生意。文化机构的短板是什么？第一个是经营管理，第二个是技术。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痛点是什么？据我们观察，痛点主要是建平台。
想文化人之所想，急文化机构之所急。坚持问题导向，今天主要围绕这些问题的思考来展开。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专门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鼓励和支持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影视、网络文化、文艺等领域的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文化机构如何接入国家文化专网？
国家文化专网是对有线电视网络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而形成的，不是重复建设。
国家文化专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贯通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使所有的文化机构通过国家文化专网能够联通、贯通，形成一个闭环系统，同时在国家文化专网上搭建一个“数据超市”，文化机构和个人在“数据超市”实现数据变现，有数据的卖数据，没有数据的买数据。当然，国家文化专网还可以通过算力设施提供算力服务。
在此基础上，可以打造一张同消费互联网并行的生产互联网，其主要功能有三个，第一个是闭环运行，第二个是标识解析，第三个是结算支付。
有了国家文化专网，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就可以开发一种新业务，我们把它叫做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文化机构通过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就可以接入国家文化专网。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有什么？
文化机构通过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就导入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有什么？
有数据：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的原则，一是汇集文物、古籍、美术、地方戏曲剧种、民族民间文艺、农耕文明遗址等数据资源，数据量非常大；二是开展红色基因库建设，从2020年开始，以中宣部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对象，对红色纪念馆当中的藏品、设施做高精度的数据采集；三是贯通已建或者在建的思想理论、文化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领域的文化专题数据库，数据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分散的，数据孤岛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
有标准：从2019年开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现为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组织业内文化机构、科研院所，制定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按照目前规划，标准大概有70个左右，去年10月份已经公布了11个，近期已经成熟的大概有8个左右，会陆续公布。
有客户：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简单说就是“两侧四端”，“两侧”分别是供给侧、需求侧，“四端”分别是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其中资源端和生产端将近5万家，主要是在三个领域，第一个是公共文化机构，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档案馆等；第二个是文化生产机构，包括电台、电视台、报刊社、出版社、文艺院团、影视公司、设计公司等；第三个是高校科研机构，比如文艺中心或文艺发展中心、资料馆、艺术院校、考古研究所、服装学院等。消费端从大的方面讲，包括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上分为“大屏”和“小屏”两个方面，“大屏”主要是指电视机、户外大屏，“小屏”主要是指手机和移动终端。线下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宣传文化系统内，包括文化馆、新华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另一个是宣传文化系统外，包括学校、火车站、机场、购物中心、城市广场、商业街区等。消费端的机构数量就多了，A级旅游景区全国有1万多家，学校有20多万所。
有交易：基于国家文化专网搭建的“数据超市”，用于满足法人机构和公民个人买卖数据的需求。“数据超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搜索查询。“数据超市”即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既是供给和需求的中介，也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
有安全感：数据安全是文化数字化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是基础性问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件为数据安全设置多道闸门。第一道闸门是国家文化专网，它是闭环的，是与公网物理隔离的。第二道闸门是数据存储是分布式的。每家文化机构都有自己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都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存储，千万不要说搞文化大数据了，就把所有的数据都搁到一起，一定是物理分布，就是谁的数据就在谁那儿放着，但要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即国家文化专网把它连到一起，形成一个逻辑关联，统一标准，统一接口，解除文化机构的后顾之忧。第三道闸门是标识解析可溯源。国家文化专网要运行，必须有一个相当于互联网的域名解析技术系统，我们把它叫做标识解析系统，也就是标识编码登记注册和解析服务的技术系统。同时在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装配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业务软件。这样就实现了从资源端到交易，再到生产加工再到运营，再到消费体验，一个全生命链条的过程中，由标识解析服务系统贯穿其中可溯源，确保每个文化数据的安全。
接入国家文化专网还能干什么？
接入国家文化专网以后，能够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成为国家大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个还能干什么？
不用自己建平台：大家都在建平台，投入都很大，维护成本很高，还要想各种办法引流，利用效率不是太高。如果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导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通过装配底层关联集成系统，每个文化机构就搭建起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在生产线上，通过解构数据、关联数据、重构数据、呈现数据，形成了两个产品，第一个就是文化资源数据，我把它比喻成是“种子”，第二个就是文化数字内容，我把它比喻成是“小麦”或者“面包”。如果有文化资源，就去加工数据，通过解构、关联形成文化资源数据，进入“数据超市”卖数据；如果没有数据，就在“数据超市”购买数据，然后把它转化为文化数字内容，再进入“数据超市”交易。接入国家文化专网以后，不用自己建平台打造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完全就可以，平台主要是由国家文化专网和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来做。
创新业态：这几年我一直在提这个概念，就是未来的图书到底是什么样式的，这应该是出版界探讨的很重要问题。如果未来图书的样式定不下来，转型升级会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定价问题等。通过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实际上也在探索业态创新，就是要把零散的数据关联起来，把思想理论、文化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不同领域的数据关联起来，把文字的、图片的、音频的、视频的、平面的、立体的不同业态关联起来，而且把数据源和实体关联起来，通过内关联和外关联，就形成了关联链，未来的业态可能是以关联链面目出现的。我经常讲一个例子，原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只有一种辅导教材，什么学历背景都用一套书，这是过去的形态。以后形态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不同的学历背景，应该有不同的辅导教材——“千人千面千样书”。通过给不同学历背景的人提供不同的关联链，把存量数据都利用起来了，用了谁的数据就给谁付款，图书的新样式就出现了。
精准检索：我开玩笑说，在垃圾场里检索，检索出来的全是垃圾。如果在国家文化专网里检索，检索出来的全是精品，同时还可以节约时间，检索到的是关联链，通过关联链找到了应该掌握的或需要的东西，净化了互联网空间。
探索低成本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
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实际上走了一条低成本的改革之路。现在讲数字化转型升级是讲发展，我们也应该走一条低成本的转型升级之路。怎么能够实现这种低成本？我想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就地取材”：中华文化数据库依托已建或者在建的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而形成，不是重新去采集，只需要把“数据孤岛”连到一起就可以形成；国家文化专网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设施而形成，不搞重复建设。
“抱团取暖”：就是各级各类文化机构通过国家文化专网联合到一起，不能再出现过去那种情况：做出版的不了解有线电视网，做电视的不了解出版，搞文化艺术对出版和广电很陌生。大家都很困难，那就联合到一起，组织一场宣传文化战线的“大会战”。
依托现有工作基础：有很多基础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标识解析，ISLI的注册用户目前全国有1800多家，其中图书出版社有400多家，业务开展的有508家，其中广东已经有18家出版社装配了底层关联集成系统，广东以外的天津人民出版社、新疆工业技术等出版社也装配了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些文化机构只要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就可以进入“数据超市”，进行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交易，实际上就是找到了平台，这个平台不用自己建，直接用就可以了。
最后希望出版界能够对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能够对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给予关注、开展研究，应用到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之中。(作者高书生系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本文为其在“献礼建党百年 致敬”十四五“，智慧出版时代报告”高端论坛“上的报告精选，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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