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4日，傅海棠、孙成刚、沈良三人深入交谈，以下是沈良整理的傅海棠先生的相关观点：
证监会打击爆炒垃圾股，是对的。钱应该流到对实体经济，流到创造财富更有效的企业而不是投机味偏重的企业。
货币是劳动的凭证，有一个重要功能是促使人们去劳动。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是财富的象征，其本质是劳动的凭证，其核心功能是促进财富的创造。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劳动凭证，也可以用获得的劳动凭证去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出(物质产出或服务产出)。
把货币的正面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就是经济学要着重研究的问题；让社会财富更好的创造和分配，就是经济学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在物物交换的年代，没有存款，货币和商品交换时，才有存款。对整个社会来说，存款相当于是循环多次的交换过程中，劳动凭证(货币)高于当时的财富产出(商品价值)，于是劳动者有了存款。存款可以看作是劳动价值的溢出，财富产出200，而支付了劳动凭证220，劳动积极性就更高了，而劳动凭证超过财富产出的不断循环，存款(货币)的积累就越来越多。这对总体物价而言，是有助于上涨的，但部分供应量大增的商品，价格还是会下跌。
国家建公园、修大桥，建设过程中，劳动者拿到了劳动凭证，但公园和大桥多数是全民免费使用的，没有变成商品销售出去，就是说国家的这些建设在生产时是付费的，而使用时是免费的，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凭证的数量本来应该消费在此，但因为免费使用而多余了出来，用于买其它东西，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存款的增加和货币的贬值。一小部分食利阶层没有劳动，也拿到了货币，增加了存款，这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货币的贬值。当然，货币的利息也让存款变多，但这部分变多的货币并没有对应的劳动和商品的生产，由此也会促进货币相对于商品的贬值。
2017年4月24日，傅海棠、孙成刚、沈良三人深入交谈，以下是沈良整理的傅海棠先生的相关观点：
证监会打击爆炒垃圾股，是对的。钱应该流到对实体经济，流到创造财富更有效的企业而不是投机味偏重的企业。
货币是劳动的凭证，有一个重要功能是促使人们去劳动。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是财富的象征，其本质是劳动的凭证，其核心功能是促进财富的创造。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劳动凭证，也可以用获得的劳动凭证去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出(物质产出或服务产出)。
把货币的正面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就是经济学要着重研究的问题；让社会财富更好的创造和分配，就是经济学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在物物交换的年代，没有存款，货币和商品交换时，才有存款。对整个社会来说，存款相当于是循环多次的交换过程中，劳动凭证(货币)高于当时的财富产出(商品价值)，于是劳动者有了存款。存款可以看作是劳动价值的溢出，财富产出200，而支付了劳动凭证220，劳动积极性就更高了，而劳动凭证超过财富产出的不断循环，存款(货币)的积累就越来越多。这对总体物价而言，是有助于上涨的，但部分供应量大增的商品，价格还是会下跌。
国家建公园、修大桥，建设过程中，劳动者拿到了劳动凭证，但公园和大桥多数是全民免费使用的，没有变成商品销售出去，就是说国家的这些建设在生产时是付费的，而使用时是免费的，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凭证的数量本来应该消费在此，但因为免费使用而多余了出来，用于买其它东西，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存款的增加和货币的贬值。一小部分食利阶层没有劳动，也拿到了货币，增加了存款，这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货币的贬值。当然，货币的利息也让存款变多，但这部分变多的货币并没有对应的劳动和商品的生产，由此也会促进货币相对于商品的贬值。
存款本来就多于可交换的财富，对冲存款贬值的最好方法是把钱引导到生产部门和创新部门，增加财富的创造，减少食利阶层的比例和数量，增加劳动阶层的比例和数量，提高劳动效率和科技水平。当生产量足够大了，货币对某些商品不但没有贬值，反而还是升值的，比如汽车和手机。理论上来说，任何可交易的商品，只要生产量足够多，都不会涨价。所以物价的上涨，主要归咎于生产量的不足，而不是货币的增发。
商品价格涨跌的在于成本和供求，90年代手机曾卖2万一个，现在的手机功能更强了，外观更美了，却只要2000一个，虽然现在手机的需求量比当时大，但生产量比当时大更多，所以手机的价格下降了。
一项商品的供应，宁可过剩也不能短缺。过剩了可能不好，短缺则一定不好，物质多了不一定好，物质少了一定不好，吃饱了可能不幸福，挨饿一定不幸福，穿暖了不一定快乐，受冻一定不快乐。
货币的增发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财富源源不断地产出。货币的收和放，收生产端还是消费端，放生产端还是消费端，可以调节生产和消费。
增发1000亿货币，如果实物财富也增加了，并且实物财富的增加量和货币的增发量是匹配的，物价不会涨。而即便没有增发1000亿，如果实物财富减少了，物价反而会涨。物价上涨，到底是因为商品供应少了，还是货币投放多了，要搞清楚。
增发货币，只要大部分流向生产端，即便出现通胀，也是可控的通胀，良性的通胀，有利益社会财富进一步创造和积累的通胀。相对于增发的货币没有流向生产端的恶性通胀而言，同样是通胀，我们应选择良性通胀。因为恶性通胀环境中，财富生产少，良性通胀环境中，财富生产多。
适当增发货币，一方面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会平衡一些，另一方面则是促进富人把钱投向生产端，促进穷人和富人的消费，对社会良性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古代的富人偏向于存钱，把金银藏在家里，现代的富人偏向于贷款，加大生产和投资，至少现代的富人对社会财富创造的推进作用更大。生产加大了，商品充裕了，生活质量就提高了，最终百姓和国家都受益。
旧社会经济发展慢，是因为富人存钱，投入生产少，穷人钱少不利于消费，并且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太小，当然，社会安全度低、商品流通效率低、分工不细、劳动就业不充分、劳动效率低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商品的流通半径太小，比如岭南的荔枝其它有需求的地区很难买到。总之，种种因素不利于商品的生产、财富的创造，经济发展就必然是慢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如果不增发货币，实体企业破产更多，商品减产更多，短期内可能因为企业自保抛售而物价下跌，货币购买力上升，长期来看，生产量下降会导致商品上涨更多，货币购买力更低；而如果增发货币，虽然短期货币购买力下降，但长期来看，因为促进企业生产更多财富，而使得货币的保值度好于不增发货币。
强调劳动的同时，也要强调分配，但具体如何分配，一般以劳动力的供求还有政府的引导为依据。比如，以前刷墙的工人一天10元，白领一天50元，现在刷墙的工人一天500元，白领一天200元。
有人工作十年，存了50万，货币贬值了(相当于之前获得的劳动凭证的价值被稀释了)，在城市原本可以买一套房，现在只能买一个卫生间了。我们不能把这里的货币贬值完全归咎于货币的增发。不是简单地认为因为货币增发而使得你的原本可以买一套房的50万，现在只能买一个卫生间了，而是要明白，正是因为当时千万个你没有用这50万买房，所以买房的人才能用50万买到房，如果千万个你当时也要买房，那么对不起，当时的房价也不是50万能买得起了，可能是100万甚至300万。现在抱怨，不如当时行动。正是因为当时行动的人少，所以当时的供求关系影响下价格是50万，如果当时行动的人多了，当时的供求关系就变了，价格也就变了。为什么2016年全国很多城市的房价大涨，房子并没有突然变少，货币也没有突然变多，只是因为大家突然都去买房了。
有农民看到茄子涨价了，就说早知道我也种2亩地茄子了。其实正是因为当时千万个他没有种，茄子才涨价了，如果当时千万个他都种了茄子，也就不会涨价甚至要跌价了。因为没有没有实施，所以才会有今天遗憾的感觉，一旦当时群体性实施了，今天的状况会完全不同。(这一条讲的是供应端，上一条讲的是需求端)
对个体来说，一是要识别哪些行业长期的生产量小于需求量，二是识别特定时间群体的消费兴奋点。提前布局或行动，就能获得良好投资回报。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投资回报率就会逐步下降，直至回报低到吸引不了更多人进入。
恶性通胀，往往是因为货币增发太多，并且增发的货币没有有效投向生产端而导致的。比如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或者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时期。因为社会太乱，生产难以保障，增发的货币无法投向生产端，或者因为增发的货币大幅超过了生产部门的吸纳能力，恶性通胀就会产生。
习主席说了要“脱虚向实”，我坚决支持，我们应增加整个社会劳动的数量，而不是投机的数量，我们应把钱投向生产和科技部门，生产部门增加财富创造的数量，科技部门提升财富创造的效率。
为了促进生产，增发多少货币合适呢？度在哪里？——根据实际生产能力。比如钱投向钢厂加大生产，它需要铁矿等原材料，也需要炼钢的产能，一定时期内，原材料的供应量峰值是有限的，产能也是有限的，只要投入的钱能把闲置的生产能力利用起来即可，超出的钱就不需要投入了。生产部门在一个阶段内，有特定的吸纳能力，这个吸纳能力在当时是限量的。
当然，也可以把钱投向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上，比如投在支持生产的科技提高上，这时需要投多少钱要看的是现在科技人员、设备、技术的情况，虽然需要投多少钱计算起来更加复杂，但也是可以估算的。
社会需要多少货币量？——能够保证和调节正常生产、正常消费的货币量。如果库存多，消费不足，应增发货币或把货币引导到消费端；如果库存少，生产不足，应增发货币或把货币引导到生产端。
经济体越大，货币吸纳量越大，经济体越小，货币吸纳量越小。当风浪来的时候，大船还是稳的，而小船不稳甚至会翻船。人口多，财富多，政府控制力强，价格暴涨暴跌一般只出现在局部，局部可能会乱，全局还是稳的。
委内瑞拉国内的产业不全，过分依赖于一两个行业，经济容易出问题。俄罗斯虽然是大国，但产业也不齐全，当石油这个行业亏损时，相当于是把钱亏到国外去了，国家就容易出问题。而中国的产业齐全，某个行业亏损了，其它更多行业还是赚钱的，亏损的行业往往钱也是亏在了国内，整个社会的财富还是不断增加的。
增发的货币，如果变成了高楼、道路、机场、桥梁、汽车、高铁、地铁，就必然有利于实体经济，即便有通胀，也是良性通胀，如果增发的货币发给个人，而不是用于生产，则容易形成恶性通胀。
增发货币的合理性投放，还可以平衡某些所谓的产能过剩，比如钢生产多了，就投钱建高铁，消化一部分钢，比如水泥生产多了，就投钱建广场，消化一部分水泥。
我们还可以把货币增发所带来的消费类商品的充裕和公共类基础设置的完善，看作是国家发给人民的“实物福利”，实物福利比货币福利更实在，也更能促进财富生产，更能减缓货币贬值。
公共设施差、生产能力低、劳动效率低，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贫穷落后。
只要实际财富在较快增长，货币增发就是有效的。货币增发的量多到什么程度算太多呢？——通胀10%以上。如果年通胀平均在5%，应当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保持在2%-3%，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存款多的国家，实际通胀的减少效应应超过利息的收入和平均的投资收入，由此，社会的劳动积极性会更高。
M2是累积的，而GDP只算当年，所以老是拿M2的数值和GDP对照，说什么货币发行太多，这样的言论是很不专业的。要对照，也应是每年M2的增量和每年的GDP对照，因为每年的GDP都是新增的，去年的GDP只是去年一年的。
如果用M2总量和GDP去对比，那应是M2总量和若干年GDP累计总量加权值的对比。货币沉淀和财富沉淀相比，才更有意义，也更合理。(货币沉淀和财富每年的增量相比，明显是不合理的)
M2是货币规模，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财富积累量。美国的M2为什么增长没那么快？因为它实物财富增长慢。
上图是1996年以来中国每年GDP、美国每年GDP、中国每年M2、美国每年M2、中国每年CPI、美国每年CPI的列表
上表是1997年以来中国每年M2的增量/每年GDP的量，得出的数值(单位：万亿人民币)
上图是1997年以来中国每年M2的增量/每年GDP的量，得出数值的连线
上图显示：中国每年要创造100元GDP，需要M2增加的中位数大约是20元，少数年份有所波动，总体变化不大。
上表是美国1997年以来M2每年的增量/每年GDP的量，得出的数值(单位：万亿美元)
上图是美国1997年以来M2每年的增量/每年GDP的量，得出的数值的连线
上图显示：中国美国要创造100美元GDP，需要M2增加的中位数大约是5美元，并且数值有上升的趋势(同等货币增量创造财富的效应在下降)。另外，美国的GDP构成中服务业更多，所以需要的货币推动会相对少一些。
上图是1996年以来中国每年的CPI数值的连线
上图显示：1996年以来中国的CPI总体平稳，中位数在2%-3%，近年来上下波动不大。
上图是1996年以来美国每年的CPI数值的连线
上图显示：1996年以来美国的CPI总体平稳，中位数在2%左右，总体波动幅度略小于中国。
以上的各张表格和图片，说明中国的货币没有超发，货币增发对财富创造的边际效应没有明显的递减；说明正是因为中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强，所以通胀并不高，货币贬值并不大。
如果不生产或生产太少，财富产出效应太低，不管是增量货币还是存量货币都会出问题，货币相对商品的贬值会加剧。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的M2上升较快，钱主要流向生产领域，钱的流通速度也变快了，企业和个人更容易拿到贷款，社会财富创造效应较快提高。
经济危机的表现是物价快速下跌，原因是商品产出多了，但货币减少了，消费鼓励又不够；经济发展的表现是物价缓慢上涨，商品产出不断增加，货币逐步增加，消费旺盛。
表象分析容易得出片面或错误的观点，本质分析才能得出全面和正确的观点。
如果房子买了以后每天都用来买进卖出，铁路、广场、公园等都当作商品来循环交易，那么现在M2的量就不够用了。在中国，因为实物财富的积累是极其巨大的，如果拿出所有的实物财富，按照现在的价格去兑换货币，货币反而是不够的。
同样的人群，同样的货币存量，如果大家都不愿意买房，房地产企业的效益就会下降，建材生产企业、施工企业、装修企业等等单位的效益也会下降，这些部门的劳动者收入会下降，消费会下降，从而他们更不愿意买房，也减少了对其它领域的消费(比如餐饮、服装、休闲娱乐等)，由此会形成恶性循环。
限购的本质是房子的需求太多、供应太少，车牌摇号的本质是道路建设不够。限购缓解的是暂时性问题，增产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同样，摇号缓解的是暂时性问题，加快道路、高架、地铁、桥梁的建设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
西方的经济学，往往以假设为前提，但假设的状况往往与事实不相符，如果按照这样的假设往下推演，就会有明显的漏洞。比如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假设市场信息是公开透明的，这样的假设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应以假设为前提，而是以事实为前提，只有以事实为前提，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和解决问题。共产党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
当下，传统的经济学越来越难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我们要多思考、多研究、多实践，实事求是，符合逻辑，吃饱、穿暖、住好，是政府对百姓的第一要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
没有理由不看好中国的经济。任何时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劳动效率高、更新换代快，各种有利于生产的设备、技术都在日新月异地提高。商品只会越来越充裕，人民和国家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多。
同等财富产出的单位用工越来越少，原来需要100个工时完成的生产，现在只要80个工时、50个工时。不管是虚的，还是实的，都在提高。我们可以把直接生产的劳动叫做“硬劳动”，把提升生产效率的劳动(和服务于直接生产的劳动、人们之间互相服务的劳动)叫做“软劳动”，“硬劳动”是基础，虚的要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宁愿实的过量，也不能虚的过量，可以容忍实的过量，不能容忍虚的过量。
中国的崛起有两个最大的原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犯错误，把制造业赶出国门；二是中国的制度和人民的特征更利于财富创造。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不能轻易打压和转移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美国曾赶走了，现在想要回流，很难。
我认为美国现在军事第一、科技第一，而中国则是经济第一。
中国的房子为什么不跌，而日本当年则大跌？因为第一中国的供需和日本当年不同，中国百姓对房子的需求量巨大，并且远未满足，第二中国的政府把控力度强，土地国有。
出让土地的钱政府所有，就等于人民所有，钱建了高铁，还是大家享用。地价上涨，把房地产企业的钱收回来，国家投入，全民享用，公园、铁路、公交、地铁等都由全民低价或免费享用。
钱，可以通过国家投入建设，人民劳动获得报酬，多用这样的方式进入人民的口袋，要减少直接进入人民的口袋，劳动获得报酬有利于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不劳动直接拿到钱会推动恶性通胀和不良社会风气。福利就是不经过生产直接放入口袋的钱，如果福利过高，对社会的长远危害较大。
如果企业的生产在加大，产品都被消费掉了，但因为售价低，企业是亏损的，这时应想办法把价格提升去一点，让企业有利润，才能保持生产积极性，来保持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
玉米我前期看跌，后来看涨，并不矛盾。因为国家出了不收储的政策，这是利空的，但后来实际上中储粮是敞开了买进行托市，这是利多的。玉米5月中上旬抛储的可能性小，因为具体的政策和细则都没有出来。晚一点抛储，有利于保护农民这个时间阶段的种植积极性。
一般来说，农产品牛市，价格在高位站的相对时间短，因为某些农产品之间相互替代性强，比如豆油、菜油、棕榈油的相互替代，玉米、菜粕、豆粕的相互替代；而工业品牛市，价格在高位站的相对时间长。
南美大豆这些年每天的播种面积都在提高(森林变耕地)，产量逐年提高。
我的投资，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定性研究，解决的是方向问题，定量研究，解决的是幅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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